敬一丹:我們當然需要打老虎 但你得問自己是不是武松

敬一丹:我們當然需要打老虎 但你得問自己是不是武松

2014-07-25 08:54:40  ·   236次點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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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焦點訪談》開播20年,敬一丹待了19年。“輿論監督”是吸引她重要原因。2015年敬一丹將從央視退休。 (南方周末記者何立斌/圖)

2014 年初,《焦點訪談》曝光東莞色情服務業,當期節目的主持是敬一丹。敬一丹堅決要求給鏡頭里女孩的臉打上馬賽克。但是節目出來后,有的女孩并沒有打馬賽克,有些經營者的臉反倒打了馬賽克。這件事讓敬一丹“非常難過”。 (CNTV截圖/圖)

小崔有病,可以不去單位,去單位就是為了剪頭,因為理發師是央視的。敬一丹對南方周末記者爆料:“小崔把那個人挖走了,三周以前我去小崔那兒,他指了指他的貓說,你看,小劉現在閑著沒事兒,把貓都給剪了。” (CFP/圖)

“你可以簡單地把她們看成壞女孩,我不能”

原標題:【央視名嘴進行時】敬一丹:“《焦點訪談》就是為了讓人保持痛感”

“這么多年,我欄目不換、老公不換、車也不換,可能骨子里我就不是一個尋求變化的人。” ——敬一丹

我們當然需要打老虎,但是打老虎也需要條件;你還得問問自己,你是不是武松。——敬一丹

“我現在有點倒計時心態。每次進直播間我都會想這是倒數第多少次。”敬一丹對南方周末記者說,這叫“珍惜”。

熟悉她的人都叫她敬大姐,她也覺得這是最好的稱呼。

2015年4月,敬大姐要滿60歲了,要從央視退休了。

20年前《焦點訪談》開播,敬大姐一年后進駐,19年來都沒有離開過《焦點訪談》的主播臺。“大家一看這張要出事的面孔,我還能去做什么節目呢?”敬大姐對南方周末記者說。

19年前,打動敬大姐加盟最關鍵的原因是:居然能在國家電視臺黃金時間每天播出一個輿論監督的節目。

“《焦點訪談》不是一個讓人舒服的欄目,它就是為了讓人民保持痛感。”敬大姐說,別人是“刺痛”,她選擇“隱痛”。

2014年初,《焦點訪談》曝光東莞色情服務業,當期節目的主持正是敬一丹。

她走進演播室,看到大屏幕上,一排女孩兒站在那兒等待挑選,堅決要求換掉鏡頭;即使要用,也必須打上馬賽克。當她確認看不出面目之后,才開始錄制這期節目。

“她們是這個事件的最末端,我們挖這事的根源,你不能最后打在這些女孩子身上。”敬一丹強調。但是節目出來后,有的鏡頭并沒有打馬賽克,經營者有的反倒給打了馬賽克。

“那些女孩不是更應該保護嗎?這件事讓我特別難過。”敬一丹對南方周末記者反復強調自己的難過。

“你的每一個鏡頭,都可能會影響這個人的命運。”敬大姐20年里,心里一直存著這個“分寸”。

退休后的敬大姐也會很忙,2014年9月開始,她將在北京大學開課,繼續她的中國傳媒大學兼職教授,長期給國家部委領導干部培訓班和新聞發言人培訓班上課。

“我是一個廣播人,從看不起電視到加入電視,然后到電視的巔峰;在快要退休的時候,互聯網崛起。特別有意思的過程。接下來怎么面對互聯網這個強大的對手,讓白巖松、水均益他們去對付吧。”

2014年7月21日,在北京央視舊臺址附近的一家賓館,敬一丹接受了南方周末的獨家專訪。

“輿論監督節目居然能出現在中國電視上”

南方周末:白巖松說,敬大姐狠不下心來,這是誤解嗎?

敬一丹:不是誤解,很多同事都覺得我心太軟,我確實缺少一點銳。

白巖松、柴靜,還有更多的記者,我們很多同事很有鋒芒。

《焦點訪談》不是一個讓人舒服的欄目,我們這一行就是為了讓人保持痛感,對社會機體是不是健康保持警覺。痛感有刺痛,也有隱痛,我可能就屬于那種隱痛。我雖然沒有那么鋒芒,但也不是讓人輕松的人,很多人都說,一看你就皺著眉頭,好像有多少沉重似的。可能一個欄目,刺痛、隱痛都需要。

南方周末:當時孫玉勝是怎么說服你去《焦點訪談》的?你當時是鐵飯碗,他們是臨時工。

敬一丹:今年是《焦點訪談》開播20周年。我是《焦點訪談》一周年的時候加入的。籌備時,孫玉勝給我打了一個電話,說話非常平實:現在準備辦一個欄目,輿論監督性的,在每天《新聞聯播》之后的黃金時段播出,想到了兩個主持人,一個是你,一個是北京電視臺的方宏進,你考慮一下。

這個短短的電話,給我提供了幾個特別重要的信息,最讓我興奮和意外的是,國家電視臺居然能在每天黃金時間播輿論監督。在這之前央視有點輿論監督色彩的節目是《觀察與思考》,一周一次,有時候還要斷頓,遭遇各種各樣的阻力。

那時我在《經濟半小時》,做的也都是深度報道,也參加過《質量萬里行》,典型的輿論監督節目,但我從來沒有想到,會有一個欄目天天播出,這是什么力度?

我那時候還不認識方宏進,我暗自比較了一下,我們兩個人有相似的地方嗎?為什么會首先想到的主持人是我和方宏進呢?

沒有下決心最重要的理由,是當時我正在辦《一丹話題》,《一丹話題》是趙化勇點的題,當時他是經濟部的主任。這里鏈接一下,當時我想辦一個小節目《黃金書屋》,介紹經濟界學人、經濟類的書,好像一個書屋女主人那樣。我和趙化勇談這個想法,他說,你可以辦《一丹話題》,你適合辦言論性節目。在這之前,從來沒有人告訴我,你適合什么,那是趙化勇對我非常重要的點撥,是我職業生涯中得到的非常重要的建議,于是就有了《一丹話題》。

南方周末:但你還是去了《東方時空》。

敬一丹:那時《一丹話題》正在辦的過程中,就好像一個小嬰兒,不能一下子就撒手。我一邊辦著這個,一邊就注意著孫玉勝他們的準備。《東方時空》是一個孵化器,它一開辦的時候,我們全臺的鐵飯碗都在關注,《東方時空》會是什么樣子。

開播那天,我是早上上了鬧鈴起來等著看的,那個時候早晨完全沒有看電視的習慣,早上上了鬧鈴看電視這是第一次。

剛播出的時候,先放一個《東方晨曲》,一個鴿子飛過來,我渾身起雞皮疙瘩。我現在還記得那個情景,一大早我們家就我一個人起來了,看著電視,我當時還不能說這是一個歷史性的瞬間,但是我就分明覺得,和我們平常辦的節目很不一樣。后來再辦《焦點訪談》,我就會想象:會是怎樣的。

南方周末:和你的判斷有出入嗎?

敬一丹:我記得《焦點訪談》第一期,并不是我預想的輿論監督節目,很穩重地在談國庫券的發行,挺中性的。

我觀察了很久,它喚起了我:這是央視黃金時間的輿論監督節目,如果我能身在其中,那真是趕上了。

我跟孫玉勝說,過一段時間我來,還行嗎?孫玉勝也特別簡單地說:什么時候都行,等你。我在《一丹話題》辦了一年的時候,果斷結束,錄像時直接把告別的話錄完了——你們誰都不能說服我了,我去意已決。

《一丹話題》結束在問號里,最后三期節目是關于道德的問號。那是1994年,對于道德困惑,我也無解,我深知像《一丹話題》這樣一個小作坊式節目再這么做下去,我會沒有彈性的,因為決定節目內容的幾乎就是我自己。我也看到了《焦點訪談》那種集團式的作戰,很前沿,很現代,最重要還是:輿論監督這種節目能出現在中國電視上,沒什么能比這個讓我更興奮。

“過把癮就死, 不是成年人的態度”

南方周末:突然轉向一個輿論監督的節目,你有適應期嗎?

敬一丹:有很長的適應期。我一上手做的第一個節目,制片人就說我銳度不夠。

北京市有些人濫印地圖,印錯了,我拿著這個印錯的地圖說,這有多嚴重,會帶來多少麻煩。制片人說,你得往下挖,誰印錯的。這還用挖?底下都寫著某某出版社。不行,你得找到這個人,采訪他——這和我在經濟部時的工作方式不太一樣,經濟部說出現象就行了,不一定要挖到這個人。

我就去采訪,是一個專業出版社,我拿著地圖找主編。主編一看就是一個老編輯出身的文人,說真是對不起,我們這個出版社是學術出版社,技術性的,這個書籍出一本賠一本,我們剛批了一個綜合編輯部,還能掙點錢,剛印了一個地圖就印錯了。我實在不忍心采訪他了。

怎么辦呢?我說你把責任編輯找來,好嗎?責任編輯來了,一個剛出校門不久的,二十多歲的小伙子,拿著羽毛球拍進來的,興沖沖地問什么事。他們頭兒跟他說,這是央視記者,了解了解情況。

我本來想問,你知不知道把地圖印錯了,后果有多嚴重嗎?可是一開口我就變了問法:你以前印過地圖嗎,編過地圖嗎?那個小伙子說沒有,這方面實在沒有經驗,確實弄錯了。

從這個責任編輯到那個主編,都一副認錯的態度,我判定這不是惡性的,只是過失,沒強調他們可能帶來的嚴重后果,把那個小伙子由于經驗不足帶來的原因編進去了。就這樣,我心里還在想,節目播了,這個小伙子將來還能評職稱嗎?

頭兒看了以后說,太沒有銳氣了,沒有鋒芒。孫玉勝也跟我說,你不夠前衛。中央電視臺評論部,口號之一就是“前衛”。

我試圖改變。做了一個“假種子”事件。湖北出現了假種子,我們到現場,看到憤怒的農民把糧庫砸了一個大窟窿,誤了農時了。我也很憤怒,到處找縣長找書記,找不著,人呢?辦公室的人告訴我們,縣長、書記全都到第一線去了。《焦點訪談》的思路是:真的嗎?在哪?我們跟過去。

縣長和書記真在那兒,帶著農業科技人員教農民緊急情況下的育種。我就想,我不能在只用被農民砸爛的糧庫的鏡頭,也要用縣長和書記如何緊急處置。如果只停留在糧庫的大窟窿上,再渲染一下:它如何誤了農時,如何影響了農民,傷害了農民利益,這個節目會很火,但后面才是我所看到的全部。

后面這部分用上了,我起了個題目叫《谷雨話種子》,不是冒著火星的標題。節目播出以后,他們也說“有點溫”。《焦點訪談》在那個鋒芒畢露的年代,“溫”是一種很大的批評。

南方周末:你接受這種批評嗎?

敬一丹:節目要求和我性格之間確實有沖突,但我也確實不愿意違背內心,我寧可節目溫。我的弱點可能真不太適合短兵相接。好人犯錯,我下不去手;真正的壞人,我斗不過他。當然我也沒有怎么遇到過真正的壞人。

我去采訪失足少年,攝像在旁邊說,你跟那個少年犯說話怎么像孩子的大姨似的?在我眼里他首先是一個少年,然后才是“犯”。

后來《焦點訪談》實行了總主持人制,我們這幾個總主持人更多從事演播室的工作,我就慢慢感覺對位了,演播室需要和現場拉開一定距離,它需要沉下來思考,主持人的言論不僅僅是銳,更重要的是分寸。

南方周末:銳和溫之間的分寸,怎么平衡?

敬一丹:一次在《直播中國》里的一些采訪細節,我就放棄了。

采訪一個女孩,她家境非常困難,爸爸在小煤窯做事,她去給爸爸送飯時,小煤窯出事了,女孩提著一瓦罐的午飯,眼睜睜看著她父親出不來了。先期已經確定了這個女孩可以接受采訪。我看著她,七八歲的樣子,我說不能采訪。為什么啊?物色的幾個小孩里,這是最困難的,也是最有效果的。我不能讓這個女孩再重復自己看見父親再也出不來了的那種情景,我絕不能采訪。

我問女孩,家里還有什么人?說還有叔叔。成年人承受能力比較強,我說可以采訪叔叔,讓他來復述礦難情景。后來這個小女孩只是在鏡頭里出現,我都沒有讓她說話。

這種放棄,可能會讓一期節目失去了一個看點淚點,但會讓我內心安寧。

而且常態也不一定不能說明問題。我們后來采訪了一個家境平平的小女孩,叫楊芳,父母雙全,有個姐姐,都是普通農民。我就看她畫畫,畫的熊貓、竹子什么的,全都是藍色的,我問她竹子什么顏色的,她說綠的,我說那為什么用藍的呢,她說,我只有一支圓珠筆。這就成了一個點。老師說他自己也沒有彩色粉筆,要畫一朵紅花,只能用白色粉筆泡在紅墨水里曬干了,變成紅粉筆,給同學們畫一個紅色的花。

這組鏡頭播出以后,這個小姑娘收到了全國各地寄來的幾百盒彩色的筆,老師把這些彩筆分發給了同學們。

南方周末:這是對待弱勢群體,對待強勢群體呢?

敬一丹:《焦點訪談》對人的干預很厲害,他們用了一個詞說《焦點訪談》“毀人不倦”,經常我們節目播出第二天,對方就烏紗落地,對這些人來說,命運就改變了。

《焦點訪談》越火,我就越覺得我們得謹慎,你的每一個鏡頭,都可能影響這個人的命運,不管他是強勢還是弱勢。

我們要承認自己的有限,否則明天我可能會為我昨天說的話臉紅。當特別熱鬧的現象出現,節目必須面對它的時候,我要“留有余地”,我不會在節目里做出歡呼狀,經常會是問句,留一點空間,空間是留給觀眾的,也是留給時間的。

過把癮就死,不知道死過多少回了;過把癮就死,也不是成年人的態度,我們不是要很多憤青在這兒表達。

《焦點訪談》最初,如果拍到不許拍照、推搡記者擋鏡頭時,特別暗自興奮,初期時這些鏡頭我們直接編到節目里,很有力量,大家一看就會覺得:那是壞人。但這種判斷太簡單了。

后來我們主動減少,甚至不讓用這些鏡頭了,應該說《焦點訪談》從最初的血氣方剛的年輕人,慢慢也變成了講理的中年人。

《焦點訪談》開播20年,敬一丹待了19年。“輿論監督”是吸引她重要原因。2015年敬一丹將從央視退休。 (南方周末記者何立斌/圖)

2014 年初,《焦點訪談》曝光東莞色情服務業,當期節目的主持是敬一丹。敬一丹堅決要求給鏡頭里女孩的臉打上馬賽克。但是節目出來后,有的女孩并沒有打馬賽克,有些經營者的臉反倒打了馬賽克。這件事讓敬一丹“非常難過”。 (CNTV截圖/圖)

小崔有病,可以不去單位,去單位就是為了剪頭,因為理發師是央視的。敬一丹對南方周末記者爆料:“小崔把那個人挖走了,三周以前我去小崔那兒,他指了指他的貓說,你看,小劉現在閑著沒事兒,把貓都給剪了。” (CFP/圖)

“你可以簡單地把她們看成壞女孩,我不能”

原標題:【央視名嘴進行時】敬一丹:“《焦點訪談》就是為了讓人保持痛感”

“這么多年,我欄目不換、老公不換、車也不換,可能骨子里我就不是一個尋求變化的人。” ——敬一丹

我們當然需要打老虎,但是打老虎也需要條件;你還得問問自己,你是不是武松。——敬一丹

“我現在有點倒計時心態。每次進直播間我都會想這是倒數第多少次。”敬一丹對南方周末記者說,這叫“珍惜”。

熟悉她的人都叫她敬大姐,她也覺得這是最好的稱呼。

2015年4月,敬大姐要滿60歲了,要從央視退休了。

20年前《焦點訪談》開播,敬大姐一年后進駐,19年來都沒有離開過《焦點訪談》的主播臺。“大家一看這張要出事的面孔,我還能去做什么節目呢?”敬大姐對南方周末記者說。

19年前,打動敬大姐加盟最關鍵的原因是:居然能在國家電視臺黃金時間每天播出一個輿論監督的節目。

“《焦點訪談》不是一個讓人舒服的欄目,它就是為了讓人民保持痛感。”敬大姐說,別人是“刺痛”,她選擇“隱痛”。

2014年初,《焦點訪談》曝光東莞色情服務業,當期節目的主持正是敬一丹。

她走進演播室,看到大屏幕上,一排女孩兒站在那兒等待挑選,堅決要求換掉鏡頭;即使要用,也必須打上馬賽克。當她確認看不出面目之后,才開始錄制這期節目。

“她們是這個事件的最末端,我們挖這事的根源,你不能最后打在這些女孩子身上。”敬一丹強調。但是節目出來后,有的鏡頭并沒有打馬賽克,經營者有的反倒給打了馬賽克。

“那些女孩不是更應該保護嗎?這件事讓我特別難過。”敬一丹對南方周末記者反復強調自己的難過。

“你的每一個鏡頭,都可能會影響這個人的命運。”敬大姐20年里,心里一直存著這個“分寸”。

退休后的敬大姐也會很忙,2014年9月開始,她將在北京大學開課,繼續她的中國傳媒大學兼職教授,長期給國家部委領導干部培訓班和新聞發言人培訓班上課。

“我是一個廣播人,從看不起電視到加入電視,然后到電視的巔峰;在快要退休的時候,互聯網崛起。特別有意思的過程。接下來怎么面對互聯網這個強大的對手,讓白巖松、水均益他們去對付吧。”

2014年7月21日,在北京央視舊臺址附近的一家賓館,敬一丹接受了南方周末的獨家專訪。

“輿論監督節目居然能出現在中國電視上”

南方周末:白巖松說,敬大姐狠不下心來,這是誤解嗎?

敬一丹:不是誤解,很多同事都覺得我心太軟,我確實缺少一點銳。

白巖松、柴靜,還有更多的記者,我們很多同事很有鋒芒。

《焦點訪談》不是一個讓人舒服的欄目,我們這一行就是為了讓人保持痛感,對社會機體是不是健康保持警覺。痛感有刺痛,也有隱痛,我可能就屬于那種隱痛。我雖然沒有那么鋒芒,但也不是讓人輕松的人,很多人都說,一看你就皺著眉頭,好像有多少沉重似的。可能一個欄目,刺痛、隱痛都需要。

南方周末:當時孫玉勝是怎么說服你去《焦點訪談》的?你當時是鐵飯碗,他們是臨時工。

敬一丹:今年是《焦點訪談》開播20周年。我是《焦點訪談》一周年的時候加入的。籌備時,孫玉勝給我打了一個電話,說話非常平實:現在準備辦一個欄目,輿論監督性的,在每天《新聞聯播》之后的黃金時段播出,想到了兩個主持人,一個是你,一個是北京電視臺的方宏進,你考慮一下。

這個短短的電話,給我提供了幾個特別重要的信息,最讓我興奮和意外的是,國家電視臺居然能在每天黃金時間播輿論監督。在這之前央視有點輿論監督色彩的節目是《觀察與思考》,一周一次,有時候還要斷頓,遭遇各種各樣的阻力。

那時我在《經濟半小時》,做的也都是深度報道,也參加過《質量萬里行》,典型的輿論監督節目,但我從來沒有想到,會有一個欄目天天播出,這是什么力度?

我那時候還不認識方宏進,我暗自比較了一下,我們兩個人有相似的地方嗎?為什么會首先想到的主持人是我和方宏進呢?

沒有下決心最重要的理由,是當時我正在辦《一丹話題》,《一丹話題》是趙化勇點的題,當時他是經濟部的主任。這里鏈接一下,當時我想辦一個小節目《黃金書屋》,介紹經濟界學人、經濟類的書,好像一個書屋女主人那樣。我和趙化勇談這個想法,他說,你可以辦《一丹話題》,你適合辦言論性節目。在這之前,從來沒有人告訴我,你適合什么,那是趙化勇對我非常重要的點撥,是我職業生涯中得到的非常重要的建議,于是就有了《一丹話題》。

南方周末:但你還是去了《東方時空》。

敬一丹:那時《一丹話題》正在辦的過程中,就好像一個小嬰兒,不能一下子就撒手。我一邊辦著這個,一邊就注意著孫玉勝他們的準備。《東方時空》是一個孵化器,它一開辦的時候,我們全臺的鐵飯碗都在關注,《東方時空》會是什么樣子。

開播那天,我是早上上了鬧鈴起來等著看的,那個時候早晨完全沒有看電視的習慣,早上上了鬧鈴看電視這是第一次。

剛播出的時候,先放一個《東方晨曲》,一個鴿子飛過來,我渾身起雞皮疙瘩。我現在還記得那個情景,一大早我們家就我一個人起來了,看著電視,我當時還不能說這是一個歷史性的瞬間,但是我就分明覺得,和我們平常辦的節目很不一樣。后來再辦《焦點訪談》,我就會想象:會是怎樣的。

南方周末:和你的判斷有出入嗎?

敬一丹:我記得《焦點訪談》第一期,并不是我預想的輿論監督節目,很穩重地在談國庫券的發行,挺中性的。

我觀察了很久,它喚起了我:這是央視黃金時間的輿論監督節目,如果我能身在其中,那真是趕上了。

我跟孫玉勝說,過一段時間我來,還行嗎?孫玉勝也特別簡單地說:什么時候都行,等你。我在《一丹話題》辦了一年的時候,果斷結束,錄像時直接把告別的話錄完了——你們誰都不能說服我了,我去意已決。

《一丹話題》結束在問號里,最后三期節目是關于道德的問號。那是1994年,對于道德困惑,我也無解,我深知像《一丹話題》這樣一個小作坊式節目再這么做下去,我會沒有彈性的,因為決定節目內容的幾乎就是我自己。我也看到了《焦點訪談》那種集團式的作戰,很前沿,很現代,最重要還是:輿論監督這種節目能出現在中國電視上,沒什么能比這個讓我更興奮。

“過把癮就死, 不是成年人的態度”

南方周末:突然轉向一個輿論監督的節目,你有適應期嗎?

敬一丹:有很長的適應期。我一上手做的第一個節目,制片人就說我銳度不夠。

北京市有些人濫印地圖,印錯了,我拿著這個印錯的地圖說,這有多嚴重,會帶來多少麻煩。制片人說,你得往下挖,誰印錯的。這還用挖?底下都寫著某某出版社。不行,你得找到這個人,采訪他——這和我在經濟部時的工作方式不太一樣,經濟部說出現象就行了,不一定要挖到這個人。

我就去采訪,是一個專業出版社,我拿著地圖找主編。主編一看就是一個老編輯出身的文人,說真是對不起,我們這個出版社是學術出版社,技術性的,這個書籍出一本賠一本,我們剛批了一個綜合編輯部,還能掙點錢,剛印了一個地圖就印錯了。我實在不忍心采訪他了。

怎么辦呢?我說你把責任編輯找來,好嗎?責任編輯來了,一個剛出校門不久的,二十多歲的小伙子,拿著羽毛球拍進來的,興沖沖地問什么事。他們頭兒跟他說,這是央視記者,了解了解情況。

我本來想問,你知不知道把地圖印錯了,后果有多嚴重嗎?可是一開口我就變了問法:你以前印過地圖嗎,編過地圖嗎?那個小伙子說沒有,這方面實在沒有經驗,確實弄錯了。

從這個責任編輯到那個主編,都一副認錯的態度,我判定這不是惡性的,只是過失,沒強調他們可能帶來的嚴重后果,把那個小伙子由于經驗不足帶來的原因編進去了。就這樣,我心里還在想,節目播了,這個小伙子將來還能評職稱嗎?

頭兒看了以后說,太沒有銳氣了,沒有鋒芒。孫玉勝也跟我說,你不夠前衛。中央電視臺評論部,口號之一就是“前衛”。

我試圖改變。做了一個“假種子”事件。湖北出現了假種子,我們到現場,看到憤怒的農民把糧庫砸了一個大窟窿,誤了農時了。我也很憤怒,到處找縣長找書記,找不著,人呢?辦公室的人告訴我們,縣長、書記全都到第一線去了。《焦點訪談》的思路是:真的嗎?在哪?我們跟過去。

縣長和書記真在那兒,帶著農業科技人員教農民緊急情況下的育種。我就想,我不能在只用被農民砸爛的糧庫的鏡頭,也要用縣長和書記如何緊急處置。如果只停留在糧庫的大窟窿上,再渲染一下:它如何誤了農時,如何影響了農民,傷害了農民利益,這個節目會很火,但后面才是我所看到的全部。

后面這部分用上了,我起了個題目叫《谷雨話種子》,不是冒著火星的標題。節目播出以后,他們也說“有點溫”。《焦點訪談》在那個鋒芒畢露的年代,“溫”是一種很大的批評。

南方周末:你接受這種批評嗎?

敬一丹:節目要求和我性格之間確實有沖突,但我也確實不愿意違背內心,我寧可節目溫。我的弱點可能真不太適合短兵相接。好人犯錯,我下不去手;真正的壞人,我斗不過他。當然我也沒有怎么遇到過真正的壞人。

我去采訪失足少年,攝像在旁邊說,你跟那個少年犯說話怎么像孩子的大姨似的?在我眼里他首先是一個少年,然后才是“犯”。

后來《焦點訪談》實行了總主持人制,我們這幾個總主持人更多從事演播室的工作,我就慢慢感覺對位了,演播室需要和現場拉開一定距離,它需要沉下來思考,主持人的言論不僅僅是銳,更重要的是分寸。

南方周末:銳和溫之間的分寸,怎么平衡?

敬一丹:一次在《直播中國》里的一些采訪細節,我就放棄了。

采訪一個女孩,她家境非常困難,爸爸在小煤窯做事,她去給爸爸送飯時,小煤窯出事了,女孩提著一瓦罐的午飯,眼睜睜看著她父親出不來了。先期已經確定了這個女孩可以接受采訪。我看著她,七八歲的樣子,我說不能采訪。為什么啊?物色的幾個小孩里,這是最困難的,也是最有效果的。我不能讓這個女孩再重復自己看見父親再也出不來了的那種情景,我絕不能采訪。

我問女孩,家里還有什么人?說還有叔叔。成年人承受能力比較強,我說可以采訪叔叔,讓他來復述礦難情景。后來這個小女孩只是在鏡頭里出現,我都沒有讓她說話。

這種放棄,可能會讓一期節目失去了一個看點淚點,但會讓我內心安寧。

而且常態也不一定不能說明問題。我們后來采訪了一個家境平平的小女孩,叫楊芳,父母雙全,有個姐姐,都是普通農民。我就看她畫畫,畫的熊貓、竹子什么的,全都是藍色的,我問她竹子什么顏色的,她說綠的,我說那為什么用藍的呢,她說,我只有一支圓珠筆。這就成了一個點。老師說他自己也沒有彩色粉筆,要畫一朵紅花,只能用白色粉筆泡在紅墨水里曬干了,變成紅粉筆,給同學們畫一個紅色的花。

這組鏡頭播出以后,這個小姑娘收到了全國各地寄來的幾百盒彩色的筆,老師把這些彩筆分發給了同學們。

南方周末:這是對待弱勢群體,對待強勢群體呢?

敬一丹:《焦點訪談》對人的干預很厲害,他們用了一個詞說《焦點訪談》“毀人不倦”,經常我們節目播出第二天,對方就烏紗落地,對這些人來說,命運就改變了。

《焦點訪談》越火,我就越覺得我們得謹慎,你的每一個鏡頭,都可能影響這個人的命運,不管他是強勢還是弱勢。

我們要承認自己的有限,否則明天我可能會為我昨天說的話臉紅。當特別熱鬧的現象出現,節目必須面對它的時候,我要“留有余地”,我不會在節目里做出歡呼狀,經常會是問句,留一點空間,空間是留給觀眾的,也是留給時間的。

過把癮就死,不知道死過多少回了;過把癮就死,也不是成年人的態度,我們不是要很多憤青在這兒表達。

《焦點訪談》最初,如果拍到不許拍照、推搡記者擋鏡頭時,特別暗自興奮,初期時這些鏡頭我們直接編到節目里,很有力量,大家一看就會覺得:那是壞人。但這種判斷太簡單了。

后來我們主動減少,甚至不讓用這些鏡頭了,應該說《焦點訪談》從最初的血氣方剛的年輕人,慢慢也變成了講理的中年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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